『正面會見 尊重以待』— 學聯代表團直接與北京對話的意義

終於,學聯的同學們宣布了北上要求會見大陸領導人的細節。在漫長的佔領行動之中,親共派『無所不用其極』地攻擊,炒作衝突、佔路的場面,企圖排除爭取真正普選的討論。學聯成員計劃北上,重新聚焦政改議題,進一步揭示由特區政府到人大政協不負責任,拒絕處理當前政治局面的龜縮心態。

親共派針對學聯直接的部署,只懂以『國情』反擊。據明報的報導,有一度協助學生與政府斡旋的中間人,因應北上談判舉動,認為學聯『狂妄自大』,完全不理會北京辦事『有規有矩』云云,『不是想見誰便見誰』。又有人指稱學聯今次舉動是『上訪』。

北京的封建朝廷心態從來沒有改變,當輿論機器開動定性,也就實際反映他們的思路邏輯沒有擺脫天朝心態,由此引證,北京面對這場北上,多數只會是閉門不見,原機送客,既維持封建王朝的體統,也作出拒絕正面處理的信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身陷險境或取得成果的機會皆甚微,只顯示北京延續死拖爛拖,迴避處理的方向。

結果雖近篤定 意義影響深遠

北上會見的結果幾可篤定,但背後的意義卻殊不簡單。大陸方面數十年來,一直視對港治工作為重要一環,通過各種途徑滲入社會各層面,不是甚麼特別的趣聞。前途談判和進入過渡期,中共領導人更重視籠絡香港各個團體:才俊團、商界、公務員都獲見面以示重視,甚至打趣說連街坊會也有機會接見。顯示中共着力聆聽香港聲音,配合着『井水不犯河水』的論調,香港人似乎已受困於中共刻意營造的氛圍之中。

時而勢易,八九年的決裂已顯示中共沒有需要面對反對聲音,在一九九七年香港成為了已到口的肥肉以後,香港更只是中國大陸予取予用的經濟部署工具,自當沒有需要重視香港民意。單純的香港人也以為高規格接待理所當然,也以為兩地關係和承諾理所當然,原來當年所錯過的,是把握當年的優勢和機會,取得釐定中港關係的主動權,到今時今日才不知不覺間發現黃花已謝。

舉個例子,八十年代當日由李鵬飛、周梁、李柱銘、李國能等人組成的才俊團,因着統戰需要而與習近平的父親,當日的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習仲勛接見。當年所謂『才俊團』僅是香港之業界代表;但三十年後,大家記憶猶新的立法會訪滬之旅,與立法會議員會見的僅是正部級的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但立法會可是一個擁有百萬選民授權的民意機構。當日沒有確定一個相對尊重的中港關係,造就了今日大陸以其壟斷憲制的權力,背棄一國兩制承諾的局面。

學聯直入核心 確立應有態度

因此,今時今日學聯北上,直接要求北京走出閉殼,要求政府首腦李克強拿出正面而尊重的態度,處理香港的政制事務和民意,既係重申當前困局的原因所在:北京對香港政制的諸多動作,就要求解鈴還需繫鈴人;也是打破北京所堅持的兩個藩籬:一是維持專制政權所憑伺的官民藩籬、二是天朝中心所憑伺的中央/臣屬的藩籬。學聯帶出的信息不外乎兩點:正面處理,尊重以待。

從書本上看,基本法寫明北京只管外交國防,政制問題本不應該任由北京上下其手,有些人以此為由,認為不應該與北京對口政改事務;但政治現實,遠較一紙空文更值得今時今日處理;未來前途,遠較白紙黑字值得確立。既然北京老早經已無視基本法,任意扭曲揣釋;學聯就從政治行動上直接指出,特區政府既然沒有意志去處理當前事務,北京就應該解決自己遺下的爛攤子,不要再躲在權力的陰幕裏。

更重要的是,北京開動黑白雙簧,明線攻擊港人『僭越』,暗線挖苦學聯『上訪』,實際上就顯示觸動了中國大陸的忌諱,今時今日就明白表示一國兩制已死,縱然深圳河兩岸彼此關係,已有很大轉變,但我城以骨氣為經,以理據為緯,不卑不亢,重新昭示『直接面對、尊重態度』原則,就成就了『新中港關係』的軸線。

文章來源:獨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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