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阻礙中國發展的七大類利益集團

【新唐人2013年7月27日訊】(新唐人記者田飛綜合報導)「利益集團」阻礙中國的改革發展在中國學術界甚至老百姓眼中早已形成共識。而中共高層在近年來也多次提出「利益集團」阻礙改革的說法,不過這些公開場合對「利益集團」論述都是點到為止,並沒有捅破「窗戶紙」,指出究竟誰是「利益集團」的一員。

近期,有大陸媒體轉載了一些學者對中國「利益提團」分析的論述,總結出「利益集團」具有以下一些特徵:一是群體的狹隘性;二是形態的模糊性;三是獲利的非正常;四是集體行為的表面合法性;五是利益的排他性;六是權力的至上性。

前三點意思比較明確。第四點說的是,利益集團在維護或獲取他們特有的共同利益時,一般是通過對組織、制度、政策進行影響、干預,故其一切活動都有法律、制度層面的「形式合理性」,併為了顯示這種合法性,往往將小集團的利益置換成社會的共同利益。第五點說的是,由於社會總體資源有限,利益集團只熱衷於在集團內部分配和共享權力與利益,排斥其他社會成員的介入和分享。第六點說的是,利益集團以權力為核心,按照權力的大小和親疏遠近來分配和佔有社會的公共資源與利益。

中共官方智囊、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委員會副會長王玉凱將中國的強勢「利益集團」劃分為權貴利益、壟斷利益以及地產資源利益集團。

有學者則把中國目前的利益集團分為以下七類。

一、中共中央部委特別是有很大審批和管制權的部門

中國是一個集權制國家,社會的權力集中到政府。但政府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真正負責管理的是政府的各個組成部門。所以,集中到政府的的權力其實被分割到各個部門,而部門的權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體操作者手中。由於這些年來強調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與社會管理,在這一名義下,中共中央各部門特別是直接負有宏觀調控和社會管理之責的部門,管制權和資源配置權越來越大,他們在對經濟的調控和社會管理中形成了獨特的部門和個人利益,尋租和腐敗充斥其中。

二、中共地方政府及其相關官員

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級中共地方政府,沒有任何制約。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特別是黨政領導,在招商引資、城市化、土地買賣、房地產發展等體現地方政府政績和利益的活動中,把自己掌握的公權力市場化,通過各種途徑設租、尋租,輕易獲得超常規利益。

三、國有壟斷企業及其高管

中共對經濟的主導主要是通過國企尤其是央企體現出來的。央企和重要的地方國企憑藉國家和地方賦予的政治特權、經濟特權與金融特權,獲取政治租金及超額利潤。它們對重要公共資源的佔用和支配權,把本應歸社會共享的成果變成企業利益,還利用對公權力的影響力,使政策向自身傾斜。

它們千方百計不讓其它社會資本進入,甚至就業也只對本企業或行業的子女開放。因此,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甚至世襲的、阻礙收入公平分配的利益群體。

四、跨國資本及其國內代理人

跨國資本之所以能在中國市場受益巨大,原因之一是有一個為自身利益而出賣國家利益的「洋買辦」,他們主要是由一些「官二代」、「官三代」組成,早年通過官倒或價格雙軌制起家,後來多數在國外金融財團、中外合資的金融企業、跨國公司等任職,通過與國內高層的親朋關係,充當外國機構的代理。改革開放前這些高層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現在他們同時取得了經濟上的支配地位,權力與資本結合,也就改變著自身的性質:權力依靠資本自肥,而會主動為資本服務;資本利用權力,直到直接掌握權力。「洋買辦」近年在國內資本市場攻城略地,他們是國企改革和國內資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

五、房地產開發商

在近年房價的瘋狂上漲中,開發商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食利者角色。房地產是一個與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緊密結合的行業。無論從地方財稅、GDP增長還是就業來看,房地產在多數地方都是支柱產業,沒有房地產提供的財稅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連生存都成問題。正因為此,開發商也就有挾持政府的力量。在國家的多次房地產調控中,房地產商都聯手上書,改變國家調控的方向和內容。因而,房地產也是尋租和腐敗發生最多的領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員都倒在房地產上。另外,房地產也成了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產生了國內最多的富豪。

六、大的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

他們是目前富豪榜的主要成員。在他們的發跡過程中,少不了尋求政治權力的庇護。權力和資本的結合不分性質,只問大小。資本在做大后,很少沒有與權力結合的,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權力主導市場的社會,用錢來換取安全和更多發展的資源與機會,就成了很多民營企業家的必然選擇。

七、依附於上述各類利益集團之上的部分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

專家學者掌握著知識資源和專業權力,包括輿論和話語權力,他們通過為其他利益集團提供服務的方式,主要是提供理論的指導,政策的諮詢,以及對財富「合法性」的論證等來進行利益輸送。比如,一些經濟學者、法學專家、行業協會領導以及媒體高層,與政府和資本的關係非常密切,成為後者的座上賓,他們往往身兼多個政府和企業的顧問,在多家上市公司中任獨董,以自己的影響力為這些政府部門和企業遊說謀利;一些專家學者受雇於政府和企業,包括跨國公司,在他們的資助下從事研究,名為其提供政策諮詢,實是他們想藉助專家學者的研究影響國家決策;一些媒體充當政府和資本的喉舌。更有一些專家學者(主要是某些名家)與中共政府官員、企業高官,組成某些排他性的小團體,結成隱秘的利益聯盟。

《自由亞洲電台》的伊川評論指出,這個損害中國公共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根源正是中國共產黨。一黨獨大、一黨獨裁、一黨專政的政權結構,正是建構「特殊利益集團」的最大溫床、最大的制度性因素。也正是中共自身,成為了中國大陸社會中享有最大特權、霸佔最多社會資源、 從而摧毀社會正義和社會公平的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團」。

而時事評論員酈劍鋒則認為,中共現在有「四怕」:怕改革損害自身利益(經濟的或政治的);怕人民參与(所以總強調「頂層設計」);怕非法政權不穩不保;怕真相曝光被清算。所以,真正不願繼續改革的,阻撓改革的,摸石頭不想過河的非中共莫屬。是中共自己千方百計給改革設立路障,劃定各種「禁區」,成為改革的絆腳石。中共是改革的最大「釘子戶」。

因此,中共才是最終阻礙改革和破壞中國進步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集邪惡於一身,掌握了中國社會的一切,僅此而已。中國要發展,人民要幸福,唯有結束中共統治,否則都是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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