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氏:大歷史與小島嶼

【新唐人2012年10月14日訊】 釣魚島(尖閣列島)問題在日中間爭吵劇烈,沒完沒了。這個糾紛的細節固然繁雜,但是史料之中還是有史觀和觀念主導,並延續各自的歷史拖拽迄今。在日本方面,十九世紀日本晚到的殖民主義,逐漸在明治維新以後呈現征韓論,佔台論和處理流求群島與中日之間之歸屬問題——而處理這個問題,不是孤立的日本國策,而是以日本朝野共同達成的對華政治使然——這個對華政策,無論對於日本自由民權派——立憲派(主權在民派)的木戶孝允、阪原退助,大隈重信,還是帝政派(主權在君)的伊藤博文,乃至中間派(主權在民君派),都是一致的對華侵略派(含福澤諭詰)。故此,他們在對於所謂當時的流求事件上(台灣生番殺死日人);在對待後來的、佔領台灣問題上(西鄉從道入台任督),以至於後來發生的甲午海戰,二十一條(巴黎和會),以大隈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和伊藤派之對付李鴻章,本來是一體兩面,本性一致;一直發展到田中奏摺中佔領滿洲,侵略中國。所以,釣魚島問題,固然,迄今懸而不決,其所謂日人十八世紀發現,佔據和管理此域之觀點,不能不和他們那時的民主和侵略,二維聯繫於之。這是一道悖論。有人說自古以來之各種佔領方式也成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類似說法;如,美國之於墨西哥;之於阿拉斯加;……等等。這是一個難題。日本,含後來德國侵略,就是本著這個殖民合法性——你佔領印度,阿爾及利亞和菲律賓,我為何不能佔據東北和南洋?——於是,時間成為空間錯位的第一條件。合理的才是現實的。日、德秉承解放歐亞之戰,成為毀滅人類罪。日本難於釋然和信服;有人說日本不反美國,他信服強者——不對,他不是信服而是無奈與之——所以他現在要爭取做一個有身份的、有政治承認的大國。於是,日本人當然不會否定他的立國英雄乃木希典,東鄉平八郎,山本五十六和東條英機。一旦否認了這些日本人,他的前輩征韓之豐臣秀吉們又怎麼辦?所以,一個小島帶出歷史和大歷史之課題。這個課題並不好解決,並不好解釋。

再是,在琉球事件發生後,中日簽訂《北京專約》;各自聲稱對於琉球擁有主權。而琉球國王並行向日中各自朝貢之策。於是,這個琉球問題,凸現了他們自古以來就兩面稱臣的態度。而中國人(李鴻章和朝廷)之所以簽署條約,賠款日本,承認對於琉球之「化外之民」並無實際統治,說明了清朝主權虛置論之實情——而日本人,隨即追認了流求主權歸日——對此,李鴻章並未認可。他的對於整個琉球、台灣的態度,當然,是在馬關條約簽署以前。這樣,民主的日本和專制的大清,實際上,以一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對待了他們的海外屬地。一個是努力化內——日本派遣官吏施行實際管轄——而中國先是拋棄,後是割讓。雖然,關於琉球是不是轄制尖閣(釣魚)島,坊間也有爭執;而這個爭執,對於「自古以來」說……的強調也是各執一詞,互不認可。這裡,於是牽涉到二戰以來的法律,外交,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刪繁就簡,主要是在《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和(1951年)《舊金山和約》之基礎上發生的不合。這種不合,基於業已改變了的二戰後和平均勢和「有限主權」論(蘇聯觀念)。

換言之,韓戰以前,二戰以後,日本居中之國際格局發生迥然不同的變化。其間,給予中華民國和台灣的應有地位,因為民國主詞的易幟變為人民國,所以,究竟台灣何屬?琉球何屬?——自然含括尖閣(釣魚)何屬?美國人施行了主權未定論或者叫主權不定論——這個據說比較公告和宣言確具法律性質的條約,於是,成為韓戰以來,美國不承認中共的一個法律依據——既然如此,美國對於沖繩和琉球,也具備某種並不於日的政策——遂導致人民日報給了日本有權佔據尖閣列島之言辭與立場。但是,這並不是關鍵課題。關鍵課題是時隔幾十年,美國違背了舊金山和約(至少是精神違背),認可中國,驅逐台灣(於聯合國)。這樣,世界均勢格局朝向有利於毛澤東的方向傾斜。毛、周考慮到全面建交美、日、歐,他們當然不會因為芝麻大小的釣魚島問題來一個抓芝麻、方西瓜方式。這是十分顯然之情。所以,此間產生的美國悖論,導致了美國迄今並無言辭上的、對於尖閣列島的主權之說法——因為,他只好模糊其實,警待事變。因為,如果美國不敢把五十年代的台灣歸屬中國(人民國),那麼,他現在自己(七十年代)認可中國,又當何解?於是,面臨法律,政治和意識形態,美國人首鼠兩端的本性開始再現(他們在四十年代對待蔣介石的態度——和對待延安的態度業已昭彰於世界),表達了他們有意模糊價值模式和法理道統之策略作為。這樣,日本人和中國人,只好期待美國有朝一日,可以據法公正對待此事。

依次推斷,日本佔據(管理和有權)尖閣,適於明治時代的政治,而中國認為自古以來對待釣魚島如何、如之何,就都面臨一個悖論。李鴻章說,琉球是化外之民,不便宰制……——那麼,世界潮流、民主大勢和中國佔島合法性,自然也會受到誰是此島,此域乃至中國之合法主權佔據者,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埋在爭執諸島意見之下不深的地段——換言之,中國政府和原先李鴻章政府之同一性在於,他們本身,就是中國民權和土地的非法統治者——而日本人對內民主,對外殖民和戰爭,也使得尖閣問題墮落成為後殖民時期的一個「化外」之音(此化 ——就是殖民或者新殖民主義的破產)。因為,他秉承的自《北京專約》以來的「合法性」根源,就是對華侵略和大陸政策。這是他們歷史的污點和特點。遠說日本之政治軌跡,不過是公——武兩道,政府——軍方——乃至日本所謂開國以來(維新以來)政府和民間勢力的互動——官方鎮壓後的大隈成為後來的大隈內閣,說明此端,左不過是這樣兩種勢力、官方,民間的博弈與變型——但是萬變不變。日本歷史上武家勢力可以致衡公家,攝關,皇族和天皇,這是一個優勢;皇家勢力,卻也以正統和宗教地位利於不敗之地;此乃日本多元、二元非一極之政治的彈性所在。雖然,公-武之道,在幕府和王政之間左右逢原,於戰國、春秋(日本之戰亂,造反和「無革命」——大隈言)、維新時期,比比皆顯之,皆斗之,但是,日本還是在此二元基礎上,哪怕使得天皇和上皇頭懸劍旅,生死一線,卻還是要注重形式上的最高存在,使之轉化和新生挽狂瀾於既倒——最後,是王政一統,大政奉還。而維新以來之關鍵變化,也是承襲於此。代表王政勢力和武家勢力的勢力,在幕末期和還政期間(還民於政,還地於政)卻忽視了自由民權主義帶來的平民政治勢力。這個勢力,最後,以良性的日本政黨政治左右之,拯救之——使得帝憲之專制特點,很多方面,屈服於民主之政黨政治。

但是,其間,以伊藤博文代表的貴族勢力,藩閥勢力和後來得到昭和天皇支持的後武家勢力,中、下級別之極端軍人,繼承之日本「下克上」平民造反傳統(官家,侍從和奴僕犯上作亂之傳統)——雖然,這種力量也不失為一種致衡力道——卻走向據說是維新精神和政治的反面,使得侵略勢力做大,而導致日本幾乎完蛋。所以,權衡日本致衡政治,雖然,他們抑止了某種平民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和坯子運動,但是,他們的戰爭痞子們,卻在可以根本作棧道德,毀棄信仰,在政治,經濟,與生存,與時空(擴展)之掙扎中凸現殖民和侵略政治矛盾,其全國一致,上下一致,就是要打算中國。這樣,這股情結,就被他們那些島嶼意識和民族意識之文學影視作品所渲染——而這種觀點和風格的作品,在德國,很少可見——他們把東條說成是一個秉承天皇意志、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之悲情、悲劇角色……最後,用他自己代過、代罪昭和,英雄形象力捅紙背——就和他們塑造山本一樣,將此罹難命運之人,說成是一個一開始絕對反戰之人——更不要說,他們對於東鄉平八郎,乃木希典的不間斷吹噓和高捧。於是,徹底跪倒在納粹屠殺之猶太人面前的景象,在日本,絕無可能出現。雖然,日本給予中共之外交;中共給予日本之(毛式吹捧)讚美,在另外一個層面呈現醜陋和無道。故此,在談論日本,中國乃至俄羅斯的時候,日本,因之明治維新,本來可以成為繼承西憲和西化(他們說是「化西」)之模範;但是,卻因為他們對待歷史的不同態度,使得日本成為一個古怪之國——而中國人,根本不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就連這點基本的自由和憲政,也一直不曾看到——屠殺之南京慘案和國人自身的自戕,自滅,自毀,導致的幾千萬人喪命,與日本鬼子無關——這就是,當我們抓住島嶼不放,而捨棄最大的歷史反思時,人們對此鬧劇啼笑皆非之原因。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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