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庸:「保釣」反日示威中打砸搶燒行為辨析

【新唐人2012年10月4日訊】中日關於釣魚島主權歸屬的爭執引爆了中國民眾的憤怒,紛紛指責日本政府對釣魚島的主權宣示,認為這個東鄰國家覬覦中華民族自古就擁有的領土令人不能容忍,於是,一些大中城市不斷舉行反日示威遊行,申張祖國領土神聖不可侵犯的意志。這種示威在 9月上旬已波及50餘城市,9月18日擴展到近100個城市,大有不可罷休之勢。示威看似義正辭嚴,其實是官方宣傳網絡籠罩下的產物,是官方意圖的表達。示威群眾並不清楚這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主權歸屬的來龍去脈,只是聽說它們「自古」就為中國所有,才對日本政府的異議不滿,才奮起「保釣」反日。這些示威不過起了政府傳聲筒的作用。

慷慨激昂的「保釣」反日運動不只是遊行示威,高呼口號,若干示威者還針對他們認定的涉及日本的標的物,大肆打、砸、搶、燒,野蠻施暴。脫離理性光環的照耀,廢除道德底線的制約,任由不受規範的情感氾濫,以引起社會破壞為唯一快感──狂熱的盲目衝動支配著這些示威者的神經。請看:(1)9月15日,西安一些示威者在鐘鼓樓砸日系車輛、毀日本料理店、攻擊日籍遊客,在開元商城也燒車、砸車,在南郊則燒豐田車庫。車主李建利的日系汽車被砸,肇事者用U形鋼鎖猛砸車主顱骨,造成開放性顱腦損傷,車主倒下後又連砸3下,直到車主不省人事。(2)9月15日,青島市豐田、本田、日產3家AS店被燒燬,松下、三美等日企被圍攻,日系汽車被砸、被燒,電視機被搶走。(3)9月16日,廣州市大量示威者圍堵花園酒店,少數人砸破玻璃衝進去,在酒店內的日本料理店亂砸。還有示威者在天河路等地砸日系汽車、毀中國人開設的商店舖。(4)深圳、長沙等市也有打砸搶燒行為發生。

這些搗毀日本標誌物的野蠻行徑,負有非法侵犯財產所有權、破壞社會安全的責任。事件並不到此為止。暴力行為還增加了明顯的政治目標。請看:(1)在反日遊行的長隊前,高舉的標牌寫著鮮明的兩行大字:「小日本滾出去 薄書記快回來」,不僅盲目排日,且為薄熙來招魂。(2)在反日遊行隊伍中,有人舉著大字標牌,上書:「願聚十萬虎狼旅 躍馬揚刀入東京」,同「文革」時紅衛兵語言如出一轍。更有人表示:「哪怕華夏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居然把所有「日本人」作為屠戮對象,已經不能稱作「民族偏見」了,簡直就是以全部猶太人為屠殺目標的法西斯意識了。從這些實例可以窺見,如果打砸搶燒者得勢,他們的政治動向就是恢復薄熙來施行的毛澤東暴政,讓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在華夏大地狂施暴虐。

對涉及日本的標的物打砸搶燒絕不是愛國行為,而是不折不扣的犯法勾當。問題在於,借釣魚島主權歸屬的爭議而暴發的這種違法暴行,不是一起兩起,而是接二連三、延續不斷,擴及面越來越廣,受害群眾越來越多。這場風暴是一種強大的社會動向,從中暴露的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把這種認識具體化就是:打砸搶燒的憤怒,突出了它的盲目性──野蠻毆打擁有日系車輛的中國人,難道不是盲目反日!?打砸搶燒的憤怒,還暴露了它的反社會性──砸毀、搶劫、焚燒涉及日本標記的眾多物質,絲毫無助於釣魚島主權問題的破解,只是造成社會財物的損失,難道不是反社會性!?打砸搶燒是非理性行為,是罪惡化的施暴,這兩點就無需詳細解釋了。盲目性,反社會性,非理性,暴力性,綜合起來構成的社會意識表達了哪些人或哪些人群的意志和思念呢?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深思的。由此,不能不把目光聚焦在一些被拋在社會邊緣的人們身上。他們平時分散於不同角落而不被人注意,現在因釣魚島主權問題的爭執把他們攪動起來,他們拋頭露面,將其異端心態猛烈發洩,暴露無遺,打砸搶燒就是這種心態的表現形式。看一看他們的生活動態就可知道,這些人由於種種原因而游離於社會正常生活之外,食無所源,居無所屋,生活顛沛,四處遊蕩。具體說,他們或者遊手好閒、偷雞摸狗,或者慣盜不止、賭博成癮,或者哥們義氣、賣命打鬥,或者油嘴滑舌、到處行騙,或者搶賣幼童、開坊設娼,或者扶乩算命、賣弄陰陽,等等等等。這些人失去勞動生活來源,只得用這些不為社會肯定的方式謀求活命之路。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公平,弱肉強食的思想和報復社會的念頭主導著他們的生活之路。報復的主要方式是破壞,以破壞為樂事,把不該破壞的也狠命粉碎是其天職,摧毀人類文明成果是其任務,把世界砸個稀巴爛是其理想。仇恨,毫無理由的、衝擊一切的仇恨,使這些人把自身的憤怒轉化為企圖毀滅一切的力量。這次打砸搶燒的施暴者就是這個群體的人格化,是他們的意志和願望的代表。那麼,怎樣稱呼這些人呢?他們被稱為痞子,流氓,由於其遊蕩性又稱他們為游民,這群人被稱作游民階層。

其實,我們對這些人應該是並不陌生。請回憶一下毛澤東對1927年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其中描述農會幹部捕人、殺人,製造恐怖,草菅人命,還描述「湘潭馬家河,有率領一萬五千群眾向六個劣坤問罪,延時四日,殺豬百三十餘個」,掀起吃大戶之風。這些描述使我們看到當時農村痞子們的活生生形像。再如,「文革」中鄭州鐵路局工人鄭歧山組織停水、停電、停車,將運輸中樞搞癱瘓。經張春橋提名,1969年他成為中共中央委員,1976年被中央文革小組江青召見,許他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還要他兼管一下湖北問題。這是一個活生生的造反派破壞生產的流氓形像。如果我們把中共歷史去偽存真,可以發現游民意識嚴重影響這個黨的走向,這方面有很多課題亟待深入研究。

關於「保釣」反日示威的打砸搶燒,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辨析:為什麼聽任這種野蠻暴力延時如此長久、波及如此廣闊?公安力量延伸至城市社區、各單位均有政治保衛者,怎麼聽任這種野蠻暴力如此猖狂而無從制止?為什麼聽任這些示威活動不斷發生而不追究未報公安局審批的責任?現場的打砸搶燒行為,為什麼沒有公安武裝及時制止?為什麼不及時抓捕現行打砸搶燒者?為什麼不用公安武裝及時驅散暴亂活動?我想,公安部大概不會或不願或不敢回答這些問題,各地方公安部門也沒有願意回答這些問題的。不回答,實在是一個很有意味的現實。

目前,有人認為存在4種力量願意看到或背後推動這種暴亂發生,以干擾釣魚島問題的正確解決,為中共十八大召開製造混亂環境,考驗胡、溫、習治理能力,為周永康的失落報仇。作為時事分析,當然允許諸多推斷,但要求具備確鑿證據,否則,容易失之為捉風捕影。這裡,留有相當大的空白,備有識之士彌補。

文章來源:《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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