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翰聖:王立軍「可以說不」

【新唐人2012年4月21日訊】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發明一句口號:「不折騰」。對此,中國左右兩派都不滿意,說它是「不作爲」的藉口。物議洶洶,衆口鑠金,網上甚至流傳「擊鼓傳花,把難題遺留後任」的鼓噪。其實,文人未必懂政治。政治家的口號,不可作正面解讀。例如,「文革」時毛澤東說「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那意思其實是:黨中央很不團結,「文革」可能失敗。同樣,等胡總書記發明「和諧社會」以及「不折騰」哲學時,中國社會其實已經很不和諧,「樹欲靜而風不止」,所謂「折騰」,根本不是「要不要」的事。

果不其然,胡書記話音剛落,中宣部墨迹未乾,在中國西南的天府之國,「平安重慶」的山城裡頭,也即在「唱紅打黑」的心臟部位,當代延安的寶塔山上,突然平地炸雷,爆出條驚天新聞。只是,這次不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而是「夜正濃,月朦朧,中國跑了個王立軍」。黨中央本是全國和諧的表率,王立軍一「跑」,黨中央也無法再和諧下去,不作爲也得作爲,不折騰也就折騰了起來。

自三月份「王捕頭月夜奔領館」後,這出由重慶拉開序幕的大戲,便一路演到了北京。其間峰回路轉,高潮叠起,環環相扣,步步驚心。先是「周尚書無奈登前臺」,後有「溫丞相激情答記者」,接下來又是「薄公子黯然失權柄」。前後照應,如章回小說,層層拓展,似懸念碟片,朝野震驚,萬民爭睹,風頭遠蓋過重慶當年進京「唱紅打黑」呈送禦覽的那台「紅戲」。據說好的劇情,必須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如今影壇不振,難見此類精品。倒是王立軍出手不凡,演出了這種境界。王立軍出逃後,薄熙來在記者會上連呼「突發事件」,可見劇情相當出乎意料。同時,在一個高喊「和諧」但骨子裡卻很不和諧的環境裡,王立軍的「突發事件」,又很符合文藝批評家所謂的「生活邏輯」,所以又在「情理之中」。戲演到這個份上,王立軍幾乎文武全才。公安局長兼大學教授,可能不全是「學術造假」。

王立軍和薄熙來以及「唱紅打黑」的關係,可以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關係。因此,要搞懂王立軍和他那部正在上演的大戲,就須搞懂薄熙來的「唱紅打黑」。自重慶推出「唱紅打黑」以來,擁護和反對者的關注點,都在「打黑」,不在「唱紅」。在多數人看來,「唱紅」不過是個幌子,「打黑」才是真幹。畢竟,大家都知道,一個把兒子送進西方頂尖貴族學校的人,既不會願意,更不可能相信,用幾句老歌能喚回那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時代。可惜,多數人的看法只是常識,而常識經常犯錯。「唱紅打黑」的重點,恰恰不是「打黑」,而是「唱紅」。要講清這個道理,需從前朝談起。

所謂前朝,是指江澤民治下的中國。江澤民自糊裡糊塗當上「第三代核心」後,既大喜過望,又誠恐誠惶。江澤民自己既無政績又沒關係,他那點「烈士子弟」的背景,在京城太子黨眼裡,根本一文不值。他想跟別人玩,人家連門都不讓他進。所以,當政之初,江澤民很是鬱悶苦痛。但是,江澤民身上有個不惹眼的優點,這個優點低調得有時竟連他自己都會忘記,那就是他是個十足的庸人。江澤民沒有原則,不講主義,通曉的唯一哲學,就是那句經常挂在口邊的「悶聲大發財」。江澤民這種優點,非常適合九十年代的中國。九十年代,是中國從紅色理想主義向低級資本主義過渡的年代,這是一個需要庸人的時代。如果說意大利文藝復興是一個需要巨人並且産生了巨人的時代,那麽,九十年代的中國,就是一個需要侏儒並且産生了侏儒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當政,江澤民很快發現自己生逢其時,如魚得水。江澤民雖然不是太子黨,但「向錢看」卻是九十年代全中國的共識。畢竟形勢比人強,不久包括太子黨在內的全國人民,便集合到江澤民周圍,舉國一致地「悶聲大發財」起來:有人出身貴胄,自上而下地「發」;有人起於草莽,奮力自下而上地「發」,一時聲勢浩大,蔚爲壯觀,很快竟「發」出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國崛起」。

然而,再「悶聲」,「財」發大了,終究有些後果。後果之一,便是「發財」這種好事,畢竟只能「一部分人」攤上,這就變成了貧富差距。後果之二,則是「發財」這個過程,需要並創造出了一個與自身相適應的外部環境,這就是腐敗盛行,黃黑泛濫。江澤民時代留下的這兩個後果,當今中國左右各派有目共睹。大家爭論的,不過是各自藥方的優劣。薄熙來所屬的太子黨,人數雖少,但對國家卻有著與生俱來的使命感。他們自幼耳濡目染,懂得最多的真理,便是「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文革」之初,他們組建「老紅衛兵」,提倡「老子英雄兒好漢」,曾「天下者,我們的天下」過一把。但等到紅衛兵遍地開花,亂象四起時,他們又不以爲然,心想你們也配「我們的天下」?於是,他們成立「西城區糾察隊」。要「糾」的,正是平民紅衛兵們折騰出來的「亂」。如今,恰如當初。眼看紅色江山被那些「自下而上發起來」的傢夥們折騰得烏煙瘴氣,太子黨們憂心如焚。於是,他們又一次要「天下者,我們的天下」了。

薄熙來不是理想主義者,他並不想根除腐敗。他要做的,是把腐敗控制在一個合適的範圍內。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因而也最切齒的腐敗,畢竟就是那些「自下而上發起來」的傢伙們搞的低級腐敗。腐敗盛行,人人能搞,自然要亡黨亡國。但如果能把腐敗變成一種特權,變成只有「自上而下發起來」的貴族才能享用的高級腐敗,那就不但老百姓眼不見爲淨,天下立馬太平,而且太子黨也才能找到「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感覺。所以,薄熙來要做的,就是把江澤民時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股合流的腐敗,變成只有「自上而下」一枝獨秀的腐敗。但是,你憑什麽把腐敗變成特權?那就要靠「唱紅」了。不要以爲「唱紅」是薄熙來的獨創,不是。「唱紅」是整個太子黨集團內心深處最大的共鳴。北京的「延安兒女聯誼會」是太子黨的一個俱樂部,他們同樣熱衷「唱紅」。他們「唱紅」,不是熱愛文藝,而是展現政治抱負;不是懷舊,而是爲現實利益尋找歷史的合法依據。什麽是「唱紅打黑」?講到底就是:只有「紅」,才有資格「黑」!歸根結底,還是他們「文革」初期的那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四十多年過去了,也就這麽點出息。

可惜,薄熙來這次犯了兩個錯誤。第一,他高估了自己,這是太子黨的通病。想把腐敗變成特權,談何容易?慢說是在二十一世紀這片稱爲「共和國」的土地上,就是在前清,不也得講幾句「滿漢平等」嗎?在愛新覺羅的天底下,封個滿人當總督,還得配個漢人做巡撫,也沒有所有肥缺,八旗子弟通吃的道理。第二,他低估了王立軍。王立軍是奴才,這不錯,他自己也承認,否則不至自謙爲「口香糖」。但王立軍這奴才,親手處置過另一個奴才文強。文強和王立軍,雖分屬兩個陣營,但同是「自下而上」的人物。兔死狐悲,文強的下場,一定給王立軍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而且,王立軍是在「超限戰」的政治倫理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我黨新一代幹部」,把他惹急了,什麽事幹不出?

九十年代,幾位憤青寫過本和「超限戰」一齊揚名的書:《中國可以說不》。書名是從日本進口的,寫得文不對題,語無倫次。所謂「說不」,必須說前人所未說,幹前人所未幹之事。中國自「打黑」以來,打過的高官,無論是北京的王寶森、陳希同,還是上海的朱小華、陳良宇,沒有一個是太子黨。王立軍是條漢子,他豈止只是「魚死網破」,他簡直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幹的事,前所未有,驚天動地,可以說是在開創歷史。所以,他才是名副其實的「可以說不」。

文章來源:《動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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