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拋棄陳腐的黨文化 弘揚普世文化觀

【新唐人2012年3月9日訊】迄今為止,中國人仍然沒有取得言論自由權,以言治罪的事還是在不斷發生。與此同時,近年來,由於網絡的迅猛發展,當局對自由言論已經防不勝防,加上社會矛盾迅速激化,當局也無力再對自由言論窮追猛打,這樣,中國的言論自由度已經大大拓展。

這種情況下,中共黨內極左派利用自由言論空間開始極力表現自我,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出現了,那就是毛澤東的中共統治下的意識形態突然重新「行時」起來,並且展開了對鄧小平話語的批判,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反對派裡,關於毛澤東的中共統治下的意識形態的爭論也活躍起來。

對此,應該怎麼看?首先,我們要肯定,毛氏意識形態擺脫了鄧小平話語的鎮壓,客觀上說是中國思想領域有了新的進步的表現,它使中共「一朝權在手,就壟斷話語權」的思想控制格局得以消解,它使中國的意識形態生態往正常化方面邁進了一步。

共產黨統治下的傳統意識形態模式,是不管什麼馬克思主義原教旨的,誰奪取了最高統治權,誰的思想就「唯一正確」,換句話說,就像歷史上的許多宗教一樣,原教旨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話語闡釋權,誰當了教主掌握了闡釋權,誰就是該宗教的唯一代表,誰就和該宗教的主神無異。

正因此,毛統治就「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鄧統治就「鄧小平理論絕對正確」。

其結果,別的不說,至少使國家的思想理論界除了為統治觀念做註腳外別無選擇,永遠也沒有真正的思想交鋒,更沒有真正的思想創新。思想權屬於最高領袖,理論界只是幫閒。

現在,言論空間的拓展使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開始了正面的思想交鋒,姑且不論它們之間的對錯是非,無論如何能夠展開論戰就使「唯一正確」成為了歷史,而思想交鋒的特點,則是「負負得正」,你揭我的短,我摳你的瘡,大家都有問題,也就使當局的意識形態控制化為烏有。

與此同時,從人權角度說,不管我們多麼反對這些曾經「定於一尊」的官方思想,在言論自由的時代,它們都有存在的權利,都可以自由爭鳴。

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如今的世界在自由言論條件下已經走了很遠,通過幾百年的積澱,普世話語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自由國度成長起來的一代又一代思想家已經絕對不會為任何「定於一尊」的陳詞濫調蠱惑,早已造就了一種包容性、開放性、革命性的高度自由化的精神空間,對他們而言,對這種高度自由化的精神空間而言,任何「定於一尊」的意識形態都沒有什麼現實價值,而只有考古價值,或者說只有學術價值。

在這種情況下,從我們中國的政治異議人士來說,應該怎麼看待重新活躍起來的毛氏極左派?愚意以為,要從幾個方面說:第一,毛氏極左派在自由時代有它們存在的權利;第二,從根本上說,我們反對它們的基本觀點;第三,以上兩者的結果也就只是「我反對你的觀點,但堅決維護你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但是,我雖然反對毛氏極左派的觀點,也絕不和它辯論,因為它已經沒有反對的價值。順便說明,世界上到處是荒唐的或者我們認為不正確的觀點,但其中絕大部分不值一駁,完全可以讓其自生自滅,這也是良好的言論生態的必然狀況。除此之外,這也和我們這個時代尚有大量關於言論自由的工作要做有關,作為中共黨文化的典型,毛氏意識形態正是徹底剝奪中國人民言論自由權的罪魁禍首,這年頭中國好歹有了一點言論自由,我們就來談起毛氏意識形態和其在今天的餘脈當代極左派的「合理內涵」,是否太過於自作多情甚至是犯賤?

任何被歷史淘汰了的獨裁思想,在一定的條件下都會沉渣泛起或者說死灰復燃,但是,這時的人民也像瘟疫餘生一樣有了免疫力,絕對不會再去上當,所以,面對毛氏意識形態以極左派的形式迴光返照大可不必在意,因為只要言論空間在擴大,它們就絕不可能重新奪回「文革」時代的天堂。此外,就算它們對揭露目前的荒唐現實有所助益,我們也沒必要讚許,因為言論自由條件下,人人都能看到聽到認識到這些問題,哪需要借助它們?

在我看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以及等而下之的「三個代表」「五個不搞」都是中共黨文化的表現,的確,它們有巨大的區別,在必要時我們應該將其一一區分清楚,絕不可以鬍子眉毛一把抓,但是,站在弘揚建立在自由基礎上的普世文化的角度看,它們無非是中共黨文化的不同表現,無論其有多大區別,萬變不離其宗:都是新時代的國教——統治人民的意識形態或者代用品。

作為「為萬世開太平」的民主轉型推動者,我們的歷史任務,是為拋棄黨文化打掃戰場,為建立普世話語體系打好基礎,怎麼還能囿於黨文化的意識形態、概念體系、邏輯結構?所以,毛氏極左派要和鄧氏當權派去惡鬥是他們的事,我們不時冷眼旁觀一下可矣,不僅沒有必要捲入,也沒有必要去談論它們的是非,更不宜再使用它們的那些陳詞濫調,比如階級鬥爭理論的概念體系,因為那種理論只能誤導社會,那種概念只能把簡單的現實問題弄得混亂不堪。

只有馬群羊群鴨群是絕對平等的,一切社會化動物都會產生分層,社會越發達分層越多。當然,從人類來說,良好的現代社會也越來越扁平化。現代社會具有高度的自由,各個層級是自然形成的,是開放性的,也具有高度的流動性,此外,收入分配上尚具有良好的調節機制,所以,各個不同階層的存在是客觀事實,但一則是天然的需要,二則其成員是在不斷升降變化的,三則雖有鬥爭,合作還是主流,其鬥爭也可以納入規則——法治規範。

如果用中共代替漢朝「馬上得天下」「儒學治天下」的「鬥爭哲學」「和諧哲學」來比喻,那麼我們的任務倒是與其有形式上的共同點,那就是必須以鬥爭求得法治,在法治下求和諧。也就是說,對我們來說,階級鬥爭學說是要不得的,我們主張社會各階層在公正的規則下和衷共濟。因此,在社會分析學說方面,我們絕不應該再使用中共的黨文化概念——階級鬥爭理論,而要採納現代社會學成就,充分尊重社會學家和所有社會科學家的意見,在百家爭鳴觀念博弈思想交鋒中創造全新的概念體系、邏輯體系、理論體系。當然,這種要求不僅存在於社會分析學說上,也存在於一切政治理論、哲學理論上,只有經濟學說是例外,因為搞了市場經濟,倒是基本「和國際接軌」了。

基於以上信念,我絕不參與對新毛派的討論,絕不對當局的那些「理論」進行深究,更絕不再使用那些黨文化概念。這些歷史陳跡應該讓民主時代的學者去探討,應該讓它們自行風化。

我們應該做的是:首先徹底爭得言論自由權,其次是在自由言論大觀園裡展示自己不受黨文化污染的自由言論,第三是儘可能的學習、移植世界上的自由文化並加以創化開新。我想,其中第三條我們普通的異議人士很難做什麼工作,那主要是學者專家的事情,但其中第一條和第二條是我們應該做而且可以做到的!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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