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上集(3)

【新唐人2011年9月23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一章:陷入陽謀的初生牛犢

第二節:我的少年

1949年底,「解放軍」佔領了重慶和大西南,隨之而來的是「民主改革」運動,清匪反霸、土改、三反五反……1951年大規模的鎮反運動,對數以百萬計在國民政府中服過役的人員,大肆捕殺。

1950年我十三歲,常去附近農村看鬥爭地主的大會,那些被斗的人,有些還是孩子,裸膝跪在碳渣上,雙膝血流斑斑,慘不忍睹。公判大會由軍管會主持,在我居住的這個小城每隔不到一個月就要開一次,每次都有一批人被處以死刑,在北碚嘉陵江邊的碼頭上,每次公判大會的最後一幕便是在那裡槍斃人,人血染紅了鵝卵石鋪蓋的河灘,日久變成了黑色一片,雖大雨沖刷,也難以褪掉留下的黑色血痕。

這是繼長達五年的內戰後,同胞們自相殘殺的延伸。

(一)1950年我的家人

我的父親抗戰時期在中央大學任教,抗戰勝利后從重慶回到南京,不久到杭州師範擔任校長。1948年下半年他應顧毓秀先生(抗戰時中央大學校長)之邀,赴南京中央政治大學任職,我們一家便離開了杭州遷居南京,接著父親又經上海、廣州,輾轉再赴重慶。

1948年冬天父親擔任中央政治大學重慶分校代理校長,次年任分校校長,1949年下半年重慶「解放」前夕,他匆忙地把我母親、外婆、我和弟弟安頓到了北碚,住在當年父親的同班同學兼證婚人劉漢良的家裡。

從此以後,我們便定居在這座嘉陵江畔的小城——北碚。

1951年他因「歷史罪惡」,被當時劉伯承擔任校長的西南革命大學召去「學習」。他所在的班稱作「特別高幹班」。後來,半年的學業屆滿畢業,歷史問題已「交待清楚」,他被遣送回北碚,要他以國民黨高級知識分子留用人員身份,聽候分配。

不料,就在這一年的年底,他被當時的川東行署軍管會逮捕入獄。

我的母親,是三十年代畢業於蘇州女子師範的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她的班主任老師孫起孟,是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之一。母親學生時代的同窗在孫起孟先生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下,成了蘇州女子師範的學潮的積极參与者,曾轟動當年的蘇州教育界。後來,這些人在三十年代末期成為中共地下活動的外圍,1939年紛紛從重慶去了延安。

唯有母親與父親結了婚,滯留在南京。她悉心辦學,一生從事教育,1943年在國民政府軍工署署長俞大韋的支持下,在重慶雙碑創建私立嘉陵中學。

抗戰勝利后,一家人遷居南京,本以為可以過幾天和平寧靜的日子。

不料國內戰火紛起,我們這五口之家又輾轉遷徙,像一葉行駛在戰火火海里的小舟東撞西突,顛沛流離。

1948年國民政府已呈敗勢,父親曾要她攜帶家人從廣州去台灣,她卻自恃著過去「光榮」的歷史,以及和孫起孟等人的友情,估計共產黨不會給她為難,便斷然決定留在大陸,等候「解放」。

1950年後,母親便與中共國務院第六辦公廳主任的孫起孟取得了聯繫,希望在當年學潮中共患難的知己的保護下,得到一個繼續從教,平安度日的老百姓生活。以後的事實證明,當年學潮的友誼在毛澤東時代是多麼的脆弱。

1951年,她在民政局的安排下,在北碚機關託兒所擔任了一名「教養員」。

1951年底,軍事管制委員會兩名軍人來家中把父親抓走,並抄了我們的家,他們抄走了母親用多年積蓄購買的金銀首飾和存款,還硬說這是國民黨留給父親做反革命潛伏的活動經費。搜走後也不給任何手續,母親為此氣得三天沒吃飯。從此後,我們一家四口,就靠母親每月三十元工資艱難度日。

我的外祖母生在光緒年間,出生貧寒,十六歲嫁給了一個蘇州城的浪蕩子,但很快就被遺棄擱置一邊。後來因為有了一個男孩,才改變了她在家裡的地位,可她兒子不久就去世,於是她被當成棄婦,從方家大院遷出。兩年後外祖父在花天酒地中死去,那時我母親還不滿四歲。

在那個三從四德的年代,女人不得隨意改嫁,只有守著這婦道的名節,方能得到親朋好友的尊重和資助,外祖母雖不是《鏡花緣》中的才女,卻實實在在做到了「苦守名節夫死孀居」的節女要求。

自此母女相依為命,外祖母靠著女紅和親友資助度日,自是吃不盡的苦頭。她認為苦命,是前世作孽的業報,便一心修佛,常年齋戒,抱著與世無爭的態度,默然負著生活的重負。大抵因為嚴重缺鈣,她五十多歲就駝彎了腰。我是在她的懷抱中長大,並在她的教養下鑄成了我人格的初胚。

1952年,我十四歲,讀初中二年級,弟弟六歲,剛上小學。我們住在託兒所的職工宿舍里,這是一幢坐落在半山腰上的三層樓房,我讀書的學校離家有五華里。為了補助母親收入的不足,我從上學時就開始了勞動。

那時,北碚凡半山之間是不通自來水的,家裡的用水部分靠雨水,供洗臉洗腳洗衣服,吃的水必須在離家一華里的水井中去挑。自從父親被送往革命大學「學習」時,我就開始從山下向山上挑水。

一挑裝水不過五十來斤的木桶,我只挑得起半挑,楠竹扁擔壓在我又瘦又窄的肩上,搖搖擺擺走不上百步,便覺得肩上承受不住。水從井口挑到家,我要停歇四五次,累得氣喘吁吁。

因為不斷的換肩,扁擔在我的兩個肩頭之間摩擦得火辣辣的,疼痛難忍。

倘若遇到下雨天就更慘了,一溜一滑地在山腰中打穿,不留意一跤摔下,碰傷出血是常有的事。

經過一年的鍛煉,我的力氣一天一天大起來,肩頭上磨破和紅腫的地方也長出了厚厚的繭巴,挑著能裝一百斤重水的大桶,從山下雄赳赳地挑上來,不需五分鐘。從此以後,家裡挑水的事就由我包幹了。

(二)陳戶藉

家被抄以後,每月靠母親的三十元,要維持四口之家實在太難。初中三年級時,班主任說,如果家庭經濟確實困難,可以向學校申請助學金,免交學雜費。但是,申請必須要由街道辦事處簽字。我們住區的街道辦事處主任也是朝陽派出所的所長,我寫好了申請書,修改了兩遍,端端正正地謄寫在一張信箋上,拿去找陳所長簽字。

派出所在北碚公園坡腳下一個原來的舊廟裡。那一天天氣很沉悶,天空中淅淅疏疏飛著毛毛細雨。廟宇隱沒在梧桐林蔭之中,顯得十分陰森。走進梧桐樹叢中,雨點敲擊樹葉發出滴滴嗒嗒的響聲,有一種神秘感。這是我第一次與成年人打交道。我才十四歲,又背負著父親入獄的精神重壓,頭一次同政府打交道,心裏不免害怕緊張。我一邊向里走,一邊心裏直打鼓。

到了門口,我定了定神,努力穩住加劇的心跳,怯生生地站在門外。門裡黑洞洞的,看不清,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報告。」我試探性地喊了一聲。沒人應。等了片刻,仍不見動靜,我向里看去,黑乎乎的什麼也沒看清。我心中暗想,這裏可是衙門,倘若別人把我當小偷,我就說不清了,於是大聲吼道:「報告!」

「啪」地一聲,電燈一下子亮了起來,藉著黃色的燈光,我才看清了那正屋中的辦公桌旁,坐著身材魁梧、一臉橫肉的陳戶籍。一年前我為父親辦戶口時,曾跟著外婆來過這裏,當時經辦戶口的人正是他,大家喊他陳戶籍。

他從座椅上微微欠起身,懶洋洋地從桌上把腿收下。不知是因為看我是一個身高不足四尺的孩子,還是本來就對我這個反革命家屬子女早有印象,他似乎很不滿我驚吵了他的好夢,輕蔑地瞄了我一眼,又重新躺了下去,恢復了剛才的姿勢。

我連忙跨進門,慌張中將剛才想好的的開場白忘得精光,傻乎乎地站在那裡,右手下意識地揣進口袋裡,緊緊捏著那張申請書。如此等了三分鐘,他才半睜著眼不屑地問:「幹什麼?」我把申請書拿了出來,嘴裏卻像被什麼塞住,說不出話,只得把捏著申請書的手伸了過去。我覺得伸過去的手在發抖。他終於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左手從我手裡接過那紙條,右手叉著腰,活像一個夜叉對著一個小鬼。

他看過申請書,右手從叉腰的地方緩緩提上來,摸著那很肥很橫的胖下巴,嘿嘿冷笑道:「沒聽說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還要申請人民助學金。」說著便把那紙條扔在桌子上。嘿嘿的笑聲在空中迴響,我覺得臉上好像重重地挨了他一巴掌,腦門裡嗡嗡直響,耳根也火辣辣的。

此時,積鬱在我心靈上的傷痛一陣陣地襲來:父親被捕那天早上,全家人在驚赫中回不過神來;母親抱著才七歲的弟弟躲在床角滿面恐怖;抄家時,外婆和母親束手無策;星期天母親在地攤上拍賣衣服的窘境;託兒所母親的同事門對我們兄弟倆的白眼。

那一瞬間,好像天地間本來就嫌我這種渺小生命的存在;無數張扭曲的臉莫名其妙地向我吐口水,如果當時地上突然裂開一地道鏠,我會毫不猶豫地化作一溜青煙,從那裂開的地方鑽進去,永遠羞於再回到這個人世中來…….

突然一股勇氣湧上我的心頭,我猛然伸過手把那張扔在桌邊的紙抓住,拚命地把它揉成一團,什麼話也沒說,扭頭就跑出那黑洞洞的大門,我踩著地上的水凼,濺起的泥漿噼噼啪啪在身後直響,彷彿還聽見那梧桐林在身後,發出的嘿嘿冷笑。

外婆在洗衣服,我撲倒在她的懷中放聲大哭。

從此以後,那張點綴著雀斑,一張橫肉獰笑的臉,和那叉著腰像夜叉的兇惡姿態,便常常闖進我的惡夢中,直到今日仍然如此。

(三)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一位姓李的中年婦女是我家緊鄰,她在房后搭起一個豬圈,以街段名義餵了四頭豬,每天下午以三毛錢一百斤的價格收購豬草。我看準這個機會,每天放學歸來,沿途打豬草。從學校到家五里路,路兩邊是交錯的農田,那裡面的蛾兒常,馬斯莧品種齊全。我每天放學抓緊採集,一背兜大約三十斤,如此下來每月可掙兩塊錢,夠我的學費了。

十四歲的我,羞恥心己經很重,每天早上上學我都背一個背兜,為怕同學們看到,每天我都比其它同學早到學校。到學校后我將背兜藏在教室背牆與後山間不足半米的窄縫裡。

等到放學后,同學們散盡,我趕緊從后牆裡取出背兜,打豬草回家。此外,在從學校到家裡的路途上還有兩處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一是北碚醫院,另一個是一家地主大宅院——李家花園。

1952年李家花園被沒收,做了北碚法院的臨時看守所。醫院和看守所伙食團外面都有傾倒垃圾的山坡,有大量炭灰渣,炭灰渣里夾著許多小塊的沒有完全燒盡的「二煤炭」。雖然炭灰渣中傾倒著有酸味和惡臭的污水,但我還是常常背著背兜去光顧。

我每天都要在晚上七八點鐘才回家,那時,天已斷黑,我背著沉重的背兜滿載而歸,那裡面裝的不是豬草,便是二煤炭和柴火。

每當我登上石階,就會在朦朧的夜色中看到外婆花白的頭——她早已在那裡躬腰盼望了。還沒有等我爬完那七十米長的山坡,她便會走下坡來,從我的背上接下沉沉的背兜,同我一起把它一顛一簸地抬進家門。

回到家,一盆熱氣騰騰的洗臉水已放在小方凳上,我脫下被泥土、煤灰和鋸末弄得又黑又臭的補巴內衣,洗擦滿頭滿臉的灰塵、油汗。洗凈之後,再同她和弟弟一起共進晚餐。每一頓飯,她都把最好的菜往我碗里夾。

那時家裡一個星期才吃一次肉。外婆總是避開弟弟,在我的碗底設下埋伏,在她的眼裡我每天付出得太多。而我總是要從碗底翻出來分給饞嘴的弟弟。這推讓之間,倒也使我們很深地感受到家人相依為命的溫暖。那時,家裡從不缺柴和煤燒,也從沒有花錢去買過。

有時候星期天一大早,我還背著背兜鑽進龍鳳橋周圍的密林中採摘野菜和則耳根,托余媽媽拿到菜市去賣,龍鳳河水浸透的叢林中地下泛出一股股腐植的難聞的臭味,下過雨,路也很滑一不小心就會摔倒,偶爾還會碰上從草叢中躥出來的蛇,我都從不畏懼,好像老天時時保佑著我這可憐的窮孩子,無論是打豬草,揀二炭,拾柴禾,從來沒有受到過意外的傷害。

學校後門有一個磚瓦窯,那也是我少年時代出賣勞力的場所,周圍的鄰居都誇獎我懂事,特別是緊鄰的余媽媽,她常常把我當她的孩子看待。這極大地拂去了因為父親被捕而帶給我的陰影。

那時間我雖又苦又累,但心情還算愉快,學習的成績也是班上前幾名。

那些年我和弟弟從來就沒有做過新衣服,腳上以布鞋和草鞋為主,布鞋的鞋底是外婆每天晚上用舊衣裁下的布、糊成布殼,再在電燈下一針一針的納出來的,鞋面也是用筍殼和碎布裱糊而成,外婆年輕時就在苦水裡渡過,對於針線活習以為常,晚上她戴上老花眼鏡納著鞋底的時候常常哼著蘇州小調,真的非常的好聽。

我躺在她的腳前聽她低聲吟唱,那聲音里充滿了慈母的愛。晚上,她幾乎天天在半夜裡為我和弟弟蓋被子,常常深情地吻摸著我們的臉頰,在她的心中,我們便是她生命的全部希望。

我勤勞節儉的習慣就是在她的熏陶下養成的。那時,為了讓我在學校吃中飯時有一點補充,有時,媽媽給我一毛錢,好在附近的小飯館去端一碗小面,可我從來都沒有花過,回來便交給了外婆。為這事外婆常常責備我,並在我的書包里放著專門為我煮的雞蛋。

有一天從學校打豬草回家時,天色突變,狂風驟起,雷電交加。我急忙背上背兜往家裡趕,剛到李家花園,滂沱的大雨便傾盆而瀉,我急忙躲進看守所廚房的灶坑中。

一名大約四十歲的中年伙夫走出來,藍色的背心上印著一個碩大的「勞」字。我聯想到歷史書上,載著前清的罪犯背上也是這相仿的標記,不過那圓圈中是一個「囚」字。他走到爐堂前,打開火門,用火鉤去勾火,一股濃灰夾著濃烈的煤氣從爐膛下卷了起來。上好煤后他注意到了我,便操著濃厚的江蘇口音問我:「小朋友,你在哪兒讀書?」

「北碚一中。」

「叫什麼名字?」

「孔令平。」

「多大了?」

「十三歲。」

雨越下越大,他索性叫我進廚房去躲雨,還揭開了放在案桌上的巨大蒸籠,從籠里取出兩個饅頭來遞給我。我猜想我的樣子看上去很可憐,我下意識地盯著我腳上大腳趾姆已突出鞋幫的破膠鞋,靦腆地接過饅頭。

「你的爸媽呢?他們做什麼的?」

我警覺地望著他。我知道這就是關我爸的地方,每每上學或放學,途經這裏,我都會下意識地朝這群神秘的房子窺視,希望突然有一天他會出現在壩子里或者在某一號房間的窗口洞中,但始終就沒有看到過。眼前這位叔叔很和善,告訴他父親的名字和處境,興許還會從他這兒知道一點父親的情況。

他聽到父親的名字后,盯著我看了好一陣,似乎明白了什麼,便附著我的耳朵悄悄地說:「你的父親住在×號房,那背後那排房,你看不到的。不知什麼原因,戴著腳鐐。」他接著說:「這兒帶腳鐐的人,肯定是問題嚴重。不是想逃跑的,就是不交待問題,或不認罪。」說完他又盯著我。

聽到這番話,我心裏一驚,不但擔心爸的安危,還擔心他做出什麼危險的事。「我們能到這兒來探望他嗎?」我問。

「難,不過你實在要看他,可以到張家灣工地,他們每天上午九點到下午三點在那裡勞動。」

雨漸漸停下來,天色也已黃昏,我本想去掏那爐膛下那剛剛勾下來的二煤炭,但一點心情都沒有,於是便收拾起背兜、書包,匆忙趕回家。

回到家,我立刻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外婆。自從父親被捕后,外婆是全家最傷心的一個。我們一家五口人中,她的輩份最高,年事也最大。中國民間上輩人對下輩人的關愛,往往超過同輩之間或下輩對上輩的關愛。

這些天來,她常常合掌祈禱,暗中哀嘆流淚,也常常向女兒嘮叨:「祥嘉已抓走大半年了,一直不知道他犯了什麼法?關在哪裡?現在也不知怎麼樣了?生活上缺什麼?不管怎麼說,總該去法院問個究竟。……探監你不去,我去。你叫你單位開個介紹信,給我老婆子了,快死的人怕什麼?」

母親心裏更難受。撐著這個家,誰還有她的壓力大?自從丈夫被捕以後,周圍的同事就將她視為異物,往日相處不錯的幾個人突然間不大同她說話了,即便說話也小心翼翼。那時電影院放電影都是反特影片,組織上非要她去看。每逢政治學習,那主持人翻來覆去講,被推翻的階級,不甘心他們的失敗,正在千方百計地妄圖顛覆這個新生的政權。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場上發動了戰爭,國民黨敗退後遺留下來的"反革命份子"到處都在蠢蠢欲動,企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

母親聽了這些話心情可想而知。

當時,託兒所沒有共產黨員,最高領導是青年團支部書記張世模,她認為母親曾當過中學校長,可能瞧不起她這個剛剛畢業的中學生。出於這種心理,她特別對這個「反革命家屬」嚴加教育,好幾次談話都是以組織的身份要她「主動與反革命丈夫劃清界線,主動檢舉揭發丈夫的反革命罪行,這樣才能得到組織上的諒解。」

每一次張世模對於這個比她年長二十歲的人一番訓斥以後,都會從我母親露出的恐懼和惶惑中得到一種奇怪的快感。這種快感吸引著她,她便越是用最嚴厲的口吻教訓母親。

母親白天臉色異常的蒼白,晚上幾乎都失眠,常常從惡夢中驚醒,許多次還莫明其妙地昏倒。我看到她常常學習歸來,獨自對著電燈發愣……

她感到恐怖,也感到困惑:自己犯了什麼罪?丈夫又犯了什麼罪?僅僅因為丈夫是國民黨的校長嗎?他任校長時可沒有「密告」過誰,無論是學生還是教師,沒有被抓去坐牢的呀。

是的,當學生上街遊行時,他確實勸說過這些血氣方剛的孩子們,那是因為他是一校之長,出了人命他可要負責的呀。他確實把學生的伙食改善得很好,但那也是罪惡么?學生不是反飢餓么?他每天早上起來,拿起掃帚打掃學校的大門口,那也是破壞學潮籠絡學生么?如果這些都不對,那麼作為一校之長又該怎麼當呢?就算那是為國民黨做事,但這一切不都已在西南革大向政府交待過了嗎?政府不是說既往不咎嗎?

張世模刻薄而帶刺的話,不斷在她耳邊迴響,她膽寒了:萬一那些首飾,真的被確認為「反革命活動經費」,自己不是也要跟著被抓?

如果真如此,兩個沒成年的孩子怎麼辦?七旬老母該怎麼活?她越想越難過,越想越後悔,當初真不該不聽丈夫的勸告,犟著留在大陸。現在生不如死,她想到了自殺。

(四)余媽媽

余媽媽是我們的緊鄰,她的丈夫是託兒所的會計,她本人是一個合川的農村婦女,和母親年紀差不多。她有五個孩子,最大的比我還小一歲,最小的才一歲多,憑著丈夫菲薄的工資,七口之家比我們還困難。好在她出身貧農,自小就勤勞慣了,一個人除了帶孩子包攬了家務,還包下了附近二十多人洗衣服的活。

那時洗衣服特別難,要下到嘉陵江邊去。她外出洗衣時,拜託我外婆為她照看三個最小的孩子。因為她特別勤快,也樂意幫助周圍的鄰人,在孩子們心目中,她就像一個母親,那層樓的孩子們都管她叫余媽媽。

外婆不便上坡下坎,家裡買菜買米便全由余媽媽代勞。我每天中午都看見她背一大背衣服,拎一大籃菜從坡下吃力地走上來。

父親被捕后,周圍的鄰人對我家懷著戒備,生性善良的余媽媽便成了外婆和母親唯一的安慰人。

聽見母親的泣聲,余媽媽便會進來安慰她:「你急有什麼用?急壞了身子病倒了,外婆咋辦?兩個孩子咋辦?」余媽媽拿過手絹替母親擦去眼淚。「你看,你們家小平這麼個小孩子,挑水、撿二炭,打豬草樣樣干,成績還那麼好,有這樣的孩子你還傷心什麼?你生氣,氣誰?氣生病了還不是自己痛苦。再說這幾年斗地主、殺惡霸、抓反革命、抓貪污犯,像你這種遭遇的人還少哇?你看對面的王光英。丈夫關起來了,兩個兒子比你的還小,還不是很重的負擔,可人家還不是照樣的活。外婆是善心人,你也是好人,就是你丈夫,什麼反革命?我看不出來。我還比你困難,要不是外婆常常照看我的孩子,我能下河去洗衣服掙錢嗎?人要講良心,你有什麼難事跟我說。外婆說要去看人,我哪一天就陪他去一趟法院,正大光明的,怕什麼?」

人也需要點撥,想得狹而鑽了牛角尖的人,無人點撥會發生意想不到的悲劇,而一經人提醒又往往可以避免。聽了余媽媽的一席話,母親似乎得到了鼓舞,一步一步從想自殺的絕望里解脫出來。

得到父親每天在張家灣勞動的消息,外婆立即去找余媽媽商量,請她能否抽出一天時間,陪她一同去探望工地上的父親。余媽媽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時間就訂在本周星期天,那一天余叔在家可以照看孩子,我也是放假,可以一同去。我為外婆準備了一根紮實的木棍作拐仗。外婆準備了一聯肥皂,一塊毛巾和一卷草紙,裝在一個布口袋裡。

從家裡到張家灣,一大半都是鄉間小道。我們那天起了一個大早,我和余媽媽扶著外婆,天亮不久就上路了。

初秋的早上,郊外的空氣分外新鮮,但山路卻有些泥濘,外婆是小腳走得很慢,許久沒有到鄉下來了,她不免東張西望。

我格外小心,生怕她跌倒,心裏卻翻騰著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不知道父親究竟怎樣了,他還健康嗎?他的問題有多嚴重,他能回來么……

一路上余媽媽不斷的向路人點頭,她的人緣真好。

到達張家灣工地時,大約已是十一點了,遠處傳來嘈雜的響聲;二錘打在鋼釺上發出鏗鏘的撞擊聲;石頭泥沙垮塌聲;石匠長聲幺幺的呼號聲;雜亂的人聲合在一起。

前面沒路時,我們才看見山溝中的人影。

「工地」是兩個小山丘之間狹長的山溝,山溝里有四五十名身穿帶"勞"字背心的人,其中想必也有我的父親。

我看見草叢中的石縫間還安放著兩挺機關槍。我們這一老、一婦、一小,一進入岔口,便引起監視兵士的注意,這裡是不準人在這兒逗留的。機智的余媽媽連忙向那兵士主動發問:「唉,同志,請問你到雷音石怎麼走?」那士兵打量我們,確認了是走親戚的路人便揮手道:「這裏不能走了,繞山樑過去吧!」說著還用手指著東邊梁子上,一條被雜草遮蓋得很難辯認的小路。

於是我們又扶著外婆裝著找路的樣子,爬上山樑。

(五)與父親的最後一見

在山樑上,下面的人盡收眼底。我緊張地睜大眼搜尋。哨兵沒有理會我們,他們正在聊天。我蹲在草叢中,拉著外婆和余媽媽叫她們蹲下,她們立刻會意的彎下了腰。撥開亂草,順著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我看見他了——我的父親!

他穿著灰色的勞改服,腳上套著腳鐐,形容憔悴,步履艱難,頭剃得光光的,臉卻是黑沉沉的,好像很久都沒有剃過鬍鬚。

我心中一陣酸楚,眼淚涌了出來。回頭看外婆,她布滿皺紋的臉上,熱淚縱橫。

父親埋著頭一下一下地揮動著鐵鎬,此時他肯定不會想到,他日夜思念的親人,正在山顛的草叢中用淚眼凝視著他。

我們的行蹤終於被對面山崖上的哨兵看見了,他們向我們高聲吼叫,使勁地揮手,要我們立即離去。

我們不得不拖著沉重的步子,在余媽媽的攜領下沿原路慢慢退了回去。

這便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

接下來一個星期天,外婆又在余媽媽的攜扶下,來到了法院。法院的值班人索要單位的介紹信,余媽媽解釋說不知道要開證明才能見到人。人雖沒有見到,但在余媽媽好說歹說下,看守收下了外婆給父親帶來的那一聯肥皂、一盒草紙和一塊毛巾。
當外婆詢問父親究竟犯了什麼罪時,那位看守不耐煩地說:「他的案子不能向你們家屬說,你回去吧。」

母親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終於向法院提出了「離婚」訴訟。我們都不理解,她為什麼要這樣做?也許她想,只有這樣,才能釋下沉重的精神枷鎖吧。

半年以後,我們接到了父親從獄中寄來的信,收信人竟是我的名字。信上的第一句話,就是他已同意和母親離婚。他告訴我他已判了徒刑,現在正在西康的一個伐木場勞動改造。他說他一切都好,身體也很棒,相信我們一定還有相會的一天,只是需要爭取了。

他在信的最後寫著:「平兒,爸爸對不起你,沒能使你成人便要灑手了。所幸的是你已經長大,已經懂事。今後一定要好好念書,照顧好外婆和媽媽,生活的重擔就交給你了……」

我真傻!真的,我怎麼就沒有看出那灑滿紙頁的淚痕呢?我怎麼就沒有查覺到他暗藏著與世永別的絕望呢?我還真以為他會健健康康活在人間,並且終有一天和我們相聚。

我犯了與母親完全相同的錯誤,我沒有回他的信,輕率地認為,為了我自己今後的生存和前途,我不能公開地表示對他的眷戀之情!

倘如當時我就洞察了毛澤東的一切陽謀,斷然地表示了對父親的親情,並且寫信甚至千里迢迢去西康探望他,也許他會在親情的撫慰下堅強地活下去。我們也許真的還會相逢。當時我幼稚的幻想,讓我付出了終身悔恨的代價!

父親已離開我半個世紀了,但他的慈父之愛始終沒有離開過我,並且讓我自責曾經對他的不敬不孝。

童真無奈的我,幼小的心靈卻在知識的海洋中尋求著寄託。當我剛剛泅入其中,便被光怪陸離的科學現象所吸引,生命的、化學的、物理的、電磁的、宇宙的。

當一群人聯合起來,打倒另一群人,殺戮、掠奪,產生出可怕的人吃人社會。一部份腐敗、窮奢極欲,一部份受凌辱、被殺,這種無休止的人類自殺悲劇何時才能了結?人類為什麼不能洗刷這種欺壓同胞、欺壓同類的污跡,而效仿那些向大自然討索宇宙玄機的科學家?

我雖不可能像當時的一些年輕人,把毛澤東和共產黨當成偶像和再生父母那麼崇拜,但也還並不敵視它。既不敢,也不願。我只是從自身的不幸經歷中,產生出對政治敬若鬼神的距離和戒懼罷了。

後來,母親常以父親的悲劇告誡我遠離政治,甚至不要再像他那樣從事教育,他們體會到了教育者的失落和痛苦。我下定決心,不問政治、埋頭苦讀,立志成為一名自然科學家,或者成為設計師、工程師。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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