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其病在骨 校長教授診斷配藥

【新唐人2010年6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黃思源報導)中國高校多年來一直發誓要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然而,在最近公佈的“2010亞洲大學前200名”排行榜上,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連亞洲前10名都沒進。中國高校離世界一流大學有多遠?再一次引發“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大學總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大學精神虛脫才子加流氓將貽害社會。

針對目前高校現狀,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概括為兩大特徵:大學精神虛脫,功利主義盛行。

6月22日,復旦105週年校慶前夕,楊玉良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說:“功利主義體現在教師身上,就是教學上教會你考試,人才培養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學生選擇的專業不是根據自己的興趣,而是根據自己出來能否當大官,賺大錢;教授就是奔著SCI和課題項目,忘了做學問才是他們一切的出發點。”

“現在學術也被異化了,學術直接成為了盈利手段。” 他擔憂過分功利化把大學引向歧途,“才子加流氓”、“才子加帝王氣”等異化型學者將貽害社會。

他說,世界一流的大學,應該是全世界優秀青年學者們的聚集地;凡是在這裡學習的人,都會把這里當做他一輩子的精神家園。

中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一是在大學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學生的精神素養;二是我們的高等教育體制,說到底還是辦學自主權不夠。”

楊玉良疾呼:“大學應率先回歸到大學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層面上。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大學都是這個國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學的精神不能虛脫。大學教師必須真正崇尚學術崇尚真理,對國家、民族包括整個人類要有非常強烈的責任。”

怎樣才能回歸到大學應該擔負的使命?楊玉良認為,首先要廢除荒唐地對一個人、一個學校進行評價所謂的定量指標,比如SCI。他舉例說明,哈佛大學羅爾斯教授,15年不發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義論》,現在這本書成為了經典著作。他講課非常認真,當他講完課離開教室很遠,學生還在鼓掌,為他的學術精神而鼓掌。楊玉良指出,中國不出大師是因為缺少為學術而學術的人。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大學為什麼會墮落得這麼快?

為一個同事的教授職稱問題、為一群學生被學院剋扣論文打印費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系主任張鳴與院長李景治發生衝突。 2007年3月,張鳴在博客怒揭校園“潛規則”,稱“大學的官僚化、衙門化,已經把教師變成了奴才”。隨後,院長辦公會議決定撤銷張鳴教授的系主任職務。

張鳴事件受到了網民和媒體的極大關注,揭開教育體制弊端的蓋子,掀起了有關“學術行政化”的公民討論。

“評審團的專家組成員,都是從學校最大的官裡挑,而不是看你的學術地位。所有東西都認官不認學,這是中國學界的一個特點,而且誰當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學術評委。” 張鳴一語點中了中國高校管理體制和評審機制的死穴。

在《大學為什麼會墮落得這麼快? 》一文中,張鳴寫道:“為什麼原本最不應該有官氣的大學,衙門化推進速度如此之快,官本位意識如此流行,在社會上似乎還有點名氣的教授們,為了一個處長、副處長打得頭破血流,各級學官們, 官架子擺得十足,手裡不僅權力大了,而且可以支配的資金也多了,先要求聽話,繼而接受拍馬,不聽話,不拍馬,認真做學問,那麼就什麼都沒有,迅速邊緣化, 再不就自己走人。”

在郭宇寬專訪中,張鳴談及最大的擔憂。“歷史上稍微有些出息的學問都是自由的心靈創造出來的,在庸俗壓抑的環境下幾乎不可能有真正的學問。我們可以不尊重這個規律,最後的危機是,中國學術界被淘汰出世界學術圈。一幫人關著門,玩得自得其樂,拿老百姓納稅人的錢,投上所好,一級哄一級,哄領導高興,最後整出一堆對社會毫無意義學術泡沫垃圾,在國際上根本拿不上檯面。這種危機已經很明顯了。”(《張鳴:學術機構官場化到了令人忍無可忍的地步》)

“讓在衙門化、官僚化和行政化中得到好處的官員們自我改革,等於要求人家自斷其臂,引刀自宮,而在呼籲者,等於是與虎謀皮。因此,目前大學的改革,只有在外部壓力之下才有可能。而這個外部壓力,來自於開放。”張鳴在雜文《大學不只是官家的事》中為高校體制改革開了藥方。

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崇尚學術精神去行政化。

“外行領導內行,浮誇之風日盛,年輕人都願意當官”,朱清時認為這些是中國高等教育制度落後的重要原因。

“什麼是大學精神?就是大學裡的人崇尚什麼、追求什麼,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學院去看,你去的時候發現大家崇尚的就是學術卓越,都憋了勁去競爭做到最好。 ”

今年1月,在回答南方周末記者問時,朱校長指出:現在大學最大的毛病,就是現在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為在大學裡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麼東西都有了。這就叫做權力通吃。所以大家覺得尊重學術作用沒有什麼必要。這樣學術氣氛、文化、精神就全完了,其結果就是只要有點權力的人都能指揮其他人,學術優秀的人反而成為地位最低的,最沒有發言權的人。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大學培養不出優秀人才的原因。

朱清時之所以願意重新出山、接受南方科技大學校長的聘書,理由很簡單:這所大學將藉鑑香港科技大學的模式,成為一所完全新型的大學。這所新大學的一大理念就是去行政化。 “要用學術和科研來贏得尊重,而不是憑行政級別取得尊重。” 朱清時深知,打破這套體制是非常艱難的,但去行政化是高校改革的必由之路。

對於朱清時的改革,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朱大可毫不諱言:“南方科技大學的努力必定要失敗,因為它無法跟龐大的行政體制對抗。在公務員全面專政的時代,沒有任何機構能夠倖免於難。”

網民們也是有贊有憂

“一針見血,揭了最致命的瘡疤,很多人會很痛很痛,特別是既得利益者。但是,朱院士的教改成功了,便是中華民族之大幸。”

“政與教育分家是一件好事,但並非易事啊!”

“道理不用再說啦,大家都是明白人,搞成現在這樣子,一看都知道怎麼回事。關鍵是你這樣做可行嗎???我看懸,有點堂吉訶德的味道。”

“根源還是體制!”

“中國所有怪胎事情之所以出現,歸根到底不都是權力壟斷造成的嗎?不改變一黨專制一切都是廢話。”

美國商學院教授謝田:中共專制是中國教育的最大桎梏。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說:“人才不是一天兩天培養出來的,是幾代人的努力,需要師資力量、學術氣氛,在中共專制下,官本位,學術被壓制,無獨立精神,沒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和發表言論的自由,就沒有創新,就沒有培養傑出人才的沃土。”

謝田指出,對中國教育最大的桎梏,就是中共對學術界的極端控制。在美國,不遺餘力地捍衛學術自由的是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AAUP)。而在中國,沒有中國大學教授聯合會——一個代表教育界獨立力量的團體。

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主張,辦大學要去官化、去行政化,實現大學自治、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三個目標。那麼,中國的大學離這些目標有多遠呢?

謝田提到,2007年有一項關於大學教授在學校至關重要的決策中的影響力的調查,中國教授在17 個國家(地區) 中敬陪末座,其百分比都是個位數(2%— 9%),而其它國家如日本、美國、韓國,都高達50—60%,甚至80%以上。

“這個結果令人深思。” 謝田說,“維權聲浪中,中國民眾日益覺醒,知識界已經落伍。要知道,在正常社會,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是應該站在覺醒的前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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