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言論管制之下的「軟實力」

【新唐人2009年10月27日訊】最近,相繼開辦的世界媒體峰會與法蘭克福書展,都成為中國政府向世界展示「軟實力」的舞台。但兩個舞台由於舉辦方不同,主場地不同,中國政府出於相同理念支配下的同類表演,卻引起完全不同的後果。

在法蘭克福書展現形的「白烏鴉」

由於世界媒體峰會的東道主是中國,參與者也都知道中國無非是想借此向世界展示國際媒體同行對新華社等喉舌的政治承認,如果要談「新聞自由」原則,無異於關閉那扇好不容易才推開一條縫的中國市場大門。

因此,在新華社發佈的「世界媒體峰會共同主席精彩言論集」裏,無論是熟悉中國政治且長袖善舞的默多克、還是俄通社-塔斯社社長伊格納堅科,所有的「共同主席」只談技術手段對信息傳播的挑戰與影響。

但遠在德國舉辦的法蘭克福書展,圍繞著中國所發生的種種故事,有如澆下一場瓢潑大雨,讓中國這只塗滿麵粉的「白烏鴉」露出了羽毛原色,也讓中國推銷「軟實力」的宏圖遠略遇到了挫折。

法蘭克福書展一直是全球出版行業聚首各展實力的盛會。自去年底中國作為今年書展的主賓國這一消息傳出之後,就引發了德國輿論的廣泛關注。

首先,其時德國之聲「張丹紅事件」剛剛落幕,德國媒體有充分理由懷疑,受到中國政府書報檢查制度嚴厲監督的中國出版行業是否能夠體現作為思想、 文化交流盛會的法蘭克福書展的精神?

其次,中國作為主賓國參展,台灣出版商是否會同大陸出版商同廳展出?

對於第二點疑慮,法蘭克福書展主席衛浩世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曾經不無詼諧地表示:是法蘭克福書展首先「統一」了中國,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將要聯合組團作為主賓國參加今年的法蘭克福書展。

但德國媒體的第一個疑慮,不幸很快就被事實證實:在中國的壓力之下德國主辦方被迫取消對中國異議人士戴晴與流亡作家貝嶺的邀請事件就激起了德國輿論的強烈批評,主辦方為此公開道歉。

因為開幕前這一曲不光彩的序曲,在整個法蘭克福書展期間,中國政府控制言論自由的行為一直受到高度關注。絕大多數媒體都認為,與一般的商業機會不同,書展是各種精神、各種文化意見交匯的場所。

因此,對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的書籍和作者經過中國官方挑選這一事實,歐洲尤其是德國的文化界及媒體均表示質疑,認為違背了自由文化精神;作家莫言拒絕出席原定於10月14日參加德國公營3SAP電視台的一場討論節目,也理所當然地引起外界猜測是受到來自官方壓力所致。10月17日上午11時中國官方在本屆書展的記者招會上公開宣稱「中國不存在新聞審查制度」,更是被瑞士記者斥之為「公開說謊」。

中國政府對「軟實力」的誤解與誤用

中國政府精心策劃安排的「世界媒體峰會」及其在法蘭克福書展中的諸種表演,源於其對「軟實力」(soft power)內涵的有意誤解。「軟實力」本來指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所具有的除經濟、軍事以外的第三方面的實力,即文化、政治價值觀、意識形態、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是一國通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自己的目標的能力。

與之相區別的是「硬實力」,即一國利用其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強迫或收買其他國家的能力。而中國政府顯然對此作了故意的誤解,通常將經濟合作與經濟援助與推廣孔子學院打包發送,在世界各國接受訂單外交、經濟援助、資源合作時往外輸送中共文化。

這次將中國國內管制媒體的做法強行推廣於書展只是一個小小的例證,此前用訂單外交迫使歐洲國家將人權與經濟利益二者變成「魚與熊掌」的關係,更是中國對「軟實力」的誤解誤用。

中國政府如此推廣「軟實力」,用之於亞洲國家尤其是同源中華文化的台灣比較容易行得通,台灣研究媒體的學者早已指出北京的強力介入導致「台灣媒體淪陷」這一事實。即使在歐洲,也經常引起文化界與政界人士有關人權與經濟利益孰輕孰重的痛苦爭論。對他們來說,「訂單外交」是利益需要,關注中國人權現狀則是良心需要。

中國政府在本國將控制輿論、管制媒體當作關係到「黨與政府生死存亡」的大事,國際社會確實對此並無良策;但將經過檢查的書籍當作「軟實力」強迫他國接受,與此同時在他國的土地上限制中國流亡作家的書籍參展,只會引起極大反感。

這種文化觀念與政治價值觀上的鴻溝,不是一些試圖和稀泥的外媒所言,中國政府「應當學會與西方打交道」就能夠填平的。一個國家的傳媒辦得再多,傳播手段再先進,只要這個國家沒有言論自由,還有人因言獲罪(比如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近日因言論被當局誣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0年),這個國家的「軟實力」就會蒙上一層厚重的陰影,「影響別人跟隨自己的能力」就會因此大打折扣。

本文分析不代表新唐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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